不是很闲

沉迷三国,偏爱曹魏。其他喜欢周瑜虞翻等。同人吃友情向,无差或互攻。热爱冷cp。尊重历史,适度玩笑。玩过文字演绎,主男皮。以上,求同好勾搭。

于禁将军诊断书

flyingangell:

~魏国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~


其实写这篇文章没什么主要目的。本来是插嘴别人的话题,插着插着发现越插话越多。只能怪光荣塑造角色的思路很奇特,虽然剧情只有寥寥几篇,但提供了很多似有似无的线索可供开脑洞。


严苛,严肃,对制度的高度服从,道德高尚,不圆滑,苦逼,孤独,沉默,不善交流……这些性格元素乍一看似乎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放在于禁将军身上,在三国这样的背景下,陡然变得非常有探讨的空间。如果将这个虚拟角色当做真实存在的人,通过心理学原则进行简单地解构,最终所能读出的内容将远比游戏当中所呈现的要多得多──我不觉得这是光荣无意为之的结果。于禁出阵拖延这么多年,背后人设一定早就经过了反复推敲。之所以现在只给这么一点点剧情,大概是因为暗荣这家伙长久以来就黑心的缘故。


正所谓:“故事留三分,试试水深浅。玩家总有钱,粉丝常脑残。垂饵本篇内,赚钱待续篇”。


光荣本身有个三国历史很过硬的团队,《三国志》系列游戏种种设计就可见一斑。我想讨论的是,在历史之外,光荣到底给于禁设定了怎样的角色心理。综合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无双》游戏剧情,推想下一代无双该用怎样的内在逻辑来诠释人物。以及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,这种设计有多大的合理性──对,我就是这么蛋疼,就这么不靠谱,就这么扯淡。你能咋地。


 


一·不兼容属性从何而来


人格的形成离不开外部世界和内部自我不断交融和平衡。


人生每一个阶段自发性的内在矛盾(自我同一性,恐惧、焦虑、孤独、不信任……等等),和被外部世界(他人,团体,社会氛围,道德……等等等等)认同并接纳的渴望,这二者形成相互影响,互为依存,相互矫正。理想情况下,人们会在二者角力当中,生成一种适应环境又不放弃自我坚持的独特人格。(详情见于《人格发展·埃里克森与莱文森·发展理论》2005上海社会科学院)


于禁的青少年时期是怎么设定的,这个我猜不出来。但从登场时的性格来看,我觉得吧……干将军从青少年时期心理问题就没解决好。成年后更是成长停滞,解决问题的能力没增加,倒是问题本身增加得非常迅速。


 


比如说差到不行的兼容性。


同样是不断追求完美的内在精神,性格高洁而宽柔的荀彧就具有极高的兼容度。他认为人是多种多样的,有不同的个性表达,当然也有不追求完美的权力。这种思想使他选拔人才的方略具有高度灵活性。


拿郭嘉举个栗子。郭嘉就是不高兴当十大杰出青年,就愿意留着缺点不改,那也是郭嘉的自由。荀彧并不特别介意,照样可以举荐他并且两人关系还不错。因为荀彧知道在郭嘉的价值体系中,寻欢作乐跟荀彧追求高洁自守是具有同等意义的。(三国无双里荀彧还是大众脸,这是根据光荣《三国志》推测的)。


但换了于禁可能就不明白,怎么会有人不想追求一个内在和精神方面更完美的自我?什么叫“精神追求没有高下对错之分”,这种话在干将军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。放任散漫既然不是因为愚昧或能力达不到,就是被欲望、懒惰、贪婪……等等什么东西所蒙蔽了。反正非得找个原因出来不可。


无论这个原因找不找得到,总之让他理解并包容郭嘉这样欢脱的思维回路是不可能了。由于所属不同他管不了郭嘉,就只能强忍并尽量无视。万一忍不住时会怎样,那就难说了。从无双IF剧情里的对白,“气氛会变僵硬”,“对人对己的严苛,使旁人感到畏惧”,可见同僚们应该有领教过……


多说一句,如果郭嘉归于禁将军直接领导,那就惨了。一定会被狠狠地“劳动改造”“接受精神再教育”,直到郭嘉哭着跑去跟曹老板求救为止。


 


像于禁这种严重的不兼容,常体现在自我同一性混乱的青少年身上。按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,这种偏狭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体现。当人们对自我同一性产生混乱时,便会依附于周遭小环境,包括领导、群体、朋友、配偶……林林总总,通过排除异己来获取同一性的满足和归属感。这种情形发展到极致,便会形成纳粹主义,民族阵线等一系列典型的例子。(埃里克森,1968)


如果情况理想的话,人们将通过时间和生活经历,逐渐达成自我同一性。一个具有完整稳固自我同一性的人,有能力接受并容纳“异己”,并从中发展出真正亲密的关系(包括友情和爱情)。如荀彧,郭嘉,乃至曹老板那样。


而于禁的情况则像是在混乱中过早形成了自我同一性。其典型特征是,接受外界给予的价值观、目标、生活方式,形成尊重权威,不包容,比较死板不灵活的处世方式。(美国心理学家马西亚James Marcia)


值得注意的是,自我同一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也存在有倒退、重构等现象。埃里克森也认为,人格的发展过程总有渗透、延伸和残留。如果用这套理论来概括一下于禁的角色设定,就是:“虽然自我同一性过早形成,它仍可能不稳定,并且带有往期的明显印记。”


说个跟主题没关系的闲话,这种渗透和残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见,比如说疏离反应。成年后在人际交往中感到自我同一性受到威胁时,人们会进行一些破坏关系的行为。这就是青少年时期某些心理的残留和延伸。(《人格发展·埃里克森与莱文森·发展理论》2005上海社会科学院)这种疏离反应控制在一般社交范畴内,就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。并不代表内心存在问题。


 


二·永远是少年


如上文所述,幸运的话,人们在成年之后仍有机会随着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变迁进行修正,获得更好的自我。


可于禁显然不是幸运的那一类。


在军队这种重视制度、阶级、秩序,抹杀个性的封闭环境,人们的思想价值观被高度统一,所谓的“外部世界”,也被浓缩到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。在这里,所有年轻人都被赋予了“军人”这个新身份。此前的身份,社会地位,生活状态,统统失去意义,一切需要推倒重构。


不难想象,一个正值人格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,投身于军旅之后所要面临的心理变迁。如何适应这个崭新环境,同龄人相互之间的差异,社会和家庭所强加的角色(即“别人认为我是谁”),和内心自我认定的角色(即“我认为我是谁”)之间的矛盾,与外界价值观的交融和对抗……等等,这些都是诱发内心困惑的因由。通过解决这些矛盾和困惑,人们整合属于自己的多重角色,得以形成并巩固稳定的自我同一性,进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


但问题是干将军他不是一般人……上述这些诱发内心困惑的难关,在干将军这儿压根就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解决掉的。


由于光荣没有做童年时期的设定,早期的成长环境就不谈了,单说社会(军队体系)所强加的角色与内心自我认定的角色这两者之间,真的存在严重矛盾吗?


我很怀疑这一点。从其结果来看,于禁这个角色始终保留着律人律己,严肃、严苛、高度服从、不断精进的特性,完美适应了军人这重身份,看不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残留的痕迹。如果真的曾存在另一个自我,并经过内心斗争而相互整合,应该不会被抹杀得这么干净,多少也得有点残迹。


由此推想,上述这些特性极有可能是更早时就形成的。在自我角色→社会角色之间不存在严重矛盾,也就不必经过相应的整合过程。


内心自发动力指望不上,那就只有看外部环境压力了。


诚然,无论什么环境什么时代,人与人之间总存在思想和生活态度的差异,由此诱发一些碰撞,会促使人们做出改变。而此时长辈(包括亲属、权威人士或者其他对当事人很重要的人)的态度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。埃里克森甚至认为,如果得不到这些人所给与的支持,人们将不可能形成稳固的自我同一性。


我猜想,最初在军队底层混的阶段,干将军应该多少对周遭的差异感到一些困惑。但后来情况开始变化,他凭借实力脱颖而出,一次次得到升迁。这些看得见的事实从客观上给予了他认可,证明了其观念的正确性。


(插花。按照光荣三国志系列里的思路,于禁自吴国归来时不到56岁,不然不必假惺惺安排将军位,直接照汉代规定退休了。184年平黄巾时从军,此时年过15岁。192年归曹总时23岁,军衔是都伯。一年后升为都尉,待遇约相当于杂号将军,但没有名分。要知道赵云一生都是杂号将军,于禁24岁左右就享受这个待遇,可见确实深得重用。※注意这是光荣的思路,不完全是历史真实情况。)


需要提一下,这时鲍信手下升迁空间有限,于禁又或许过于年轻,升到都伯不算破格升迁。但无论如何,鲍信还是给了于禁最初的认可和鼓舞。而那些“异己”,反而被客观环境所否定。


可想而知,于禁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是一再固化,而不是矫正。由于军队环境的特殊性,军官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贯彻自己观念的权力,一切与之相悖的思想和态度都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加以排除——他还没经过与周遭差异对抗碰撞的过程,就具有了抹杀这些差异的力量。本来应该有的那些困惑,早就灰飞烟灭了。


 


综上所述,于禁这角色的人格发展历程,几乎就是一个直线。


原有的价值观和自我认定在军队中得到了认可,外部世界也没能形成真正的压力,促使其进行思辨。在没有碰撞,无需整合的情况下,干将军直接跳过了正常人格成长的必要过程,过早形成了自我同一性。


但,人生中有些事情必须经历,否则不会得到相应的成长。正因跳过了必要的过程,其自我同一性反而不够成熟稳固,带有强烈的青少年时期心理残留,因而才会有偏执、不包容、控制欲强、崇尚权威……等等这一系列表现。


平心而论,在那样一个乱世,那样一个环境,这种心理状态也很正常。就算有一些副作用,但正作用更大,不能说有多大问题。


只不过干将军运气不够好。恰好这种心理状态的副作用,在以后的人生中形成了致命的陷阱。


 


三·与子同仇


于禁跟着曹老板混之后,一年之内三级跳升到了都尉,已经接近将军。相应的,面临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变化。


首先是职责范围的变化。不再仅仅是服从上级命令,严格训练军队,还具备了对最高长官一定的建议权,跟同僚们的配合度也变得很重要。


其次是人际环境变动。从鲍信军“跳槽”到魏军,原先的领导和同僚四散各地。而周围那些不断增加的魏军将领简直奇葩朵朵开,性格人生态度价值观什么的,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对于成长过程中没点亮兼容技能且社交技能很烂的干将军来说,如何适应这堆货,应该是个不小的挑战。(彼此彼此,新人要适应这位前辈也不容易。)


第三是制度变更。鲍信军类似一家小公司,而魏军则像国际Top10企业。其军队体制,治军理念,合作方式,对将领的要求……等等,都有着根本性区别。


陡然踏入新环境的干将军,亟需寻找新的支柱来安身立命。除通过客观战绩来证明自身价值之外,心理上的归属感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。


而跑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的,就是君主曹操。无双IF剧情里曹老板跟干将军说那些话,其作用不言而喻。简单几句对白的背后,是对于禁全方位的认可。包括严峻、顽固……之类的缺点。


虽然这是架空剧情,但本质很合理。史实曹操也确实曾对于禁有过高度的嘉奖。表达方式和发生时机不同,目的应该都一样。通俗的说法叫笼络人心,心理学的说法叫:“通过理解和认可,建立起某种情感联系,使对方产生归属感和对于领导者的认同感。”


在曹老板而言,这大概属于常用技能。满足将领们物质及精神方面的需求,才能笼络那么多英杰在自己身边不离不弃。


但在干将军这里,情况可不是这样的。打个没节操的比喻,就好像情场高手跟情窦初开的少女调情,前者半真半假逢场作戏,后者可是动真情准备许终身的。


 


好吧,我认真点……其实我想讨论的是两者之间的“共生关系”。


对“共生”的渴望和追求,是人最原始的渴望之一。简单说,是“你我同心同体,能够全然相互理解,有着精神上最亲密无间的关系。所以你(受控者)必须按照我(掌控者)的意愿去行动,任何与我意愿相悖的,都是绝不能容忍的背叛”。(具体参看注释篇)前半截是理想,后半截是副作用。


之前说过,于禁这个角色设计,人格成长过程有缺失。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我分化,后果之一就是容易陷入共生关系。


他对士兵的态度,除了前面说的自我同一性问题之外,共生也可能是原因之一。他将自我强加于所有士兵身上,所有不合其理念的行为都被扑灭。对其他听话的士兵,则表现得很正常,没有额外虐待。这就很类似于共生关系中掌控者的行为。由于对方是“士兵”群体,共生关系比较模糊,害处隐藏较深,几乎看不出来。


题外话,这恐怕也是干将军看上去非常强悍的原因之一。如前面提到IF剧情里的对白,干将军的刚毅时常辐射到同僚。说难听点简直是到处施加精神强X。别人还经常反抗不成,只得受着,比如李典、乐进等人,就拿他很没办法。这样的干将军不强悍才奇怪。


 


遭遇到曹老板开始,重要的转折就来了。


前面说到,人格成长过程中,长辈或权威者的态度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。特别是干将军这种成长有缺憾的,一生都比其他人更注重权威者的态度。而曹老板是君主,是军队最高长官,权威身份毋庸置疑。


于禁过来后脚跟还没站稳,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拔,远远超过鲍信所给与的。这是对自我同一性的加固,也是自身价值得到承认的证明。


情感上所给予的理解和支持,重要性更不言而喻。在对外不兼容,心灵层面一直处于相对孤独处境的干将军而言,这份君臣之情不仅带来了归属感,也满足了对亲密关系的渴求。


不难想象,于禁此时内心受到的冲击有多大。魏军很多将领都是这样,从情感认同发展出坚定的忠诚,以报知遇之恩。


但干将军心理基础不同。以往跟鲍信等人维持正常上下级,是因为缺少“知己”的共鸣以及精神上的亲密关系。现在这两个要素已经具备,再将制度、阶级模式套用到彼此身上,形成的就是共生。


如同之前跟士兵模糊共生一样。此时于禁将自己视为士兵,掌控权交给君主,默认自己的生命与精神从此归曹操支配。


 


这里插一句,共生关系很容易被解读为“爱”或“士为知己死”或“忠义”。


但我认为其中有些不同。共生是非常专横的。双方默认掌控者的意愿是第一法则。一旦某事不合其意,就会当成对彼此的背叛。双方产生极大的负面情绪,包括愤怒,不安,受伤害,负疚感,自我质疑,自我苛责……等等。其潜意识类似于:“若我不能让你十足满意,你就会离去。而我将失去存活的意义,只有死路一条”。(参看注释篇四)


之所以会这样,是因为共生的另一特性,“通过对方来看见自己”。将对方视为自体客体,把自我的一部分投射到对方身上去。再将这个形象内化吸收,来形成稳定的自我。(具体请参看胡科特《自体心理学》,1974)不难理解,为何自我同一性不稳定的人特别渴望与他人共生,也特别害怕共生破裂。因为那意味着自我迷失,自我厌弃,和人格解体。


就像《小王子》里的那只狐狸。它缠着小王子驯化自己,因为“你驯服了我,我就不再是千万只狐狸之一,你也不再是千万个小男孩之一,我们会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唯一。”(大意)


也正因此,狐狸比小王子更在乎彼此关系能否持续。告诉他驯化的意义,如何对驯化负责,又再三挽留,不愿他走,都是对共生的维护。说不清到底是谁驯化了谁。


 


并且共生也是盲目的。因为彼此同体,想当然就以为能完全理解对方的想法,而不去进行求证。


杀昌豨就是典型例子。按照魏军风气,这类情况显然有商榷余地。当时很多副将都劝说可以圆滑处理,至少折中一下,送俘虏让君主决断。怎么就上升到“失节”这么严重的高度?


因为于禁所追求的,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忠义。而是百分之百满足曹操的意愿。而曹操军令中完全没有表现出允许弹性处理的意思。虽然内心痛苦不已,于禁也只能不折不扣地贯彻了君主的意愿,斩杀旧友,作为君臣共生关系的献祭。


(※无双里有没有杀昌豨的剧情,我不记得了。三国志系列早年在人物列传里提到过。按照光荣的癖性,我猜真做于禁传的话很可能用这个情节。)


 


我不知道曹老板是否喜欢与人共生。只从旁支证据来看,他非但不反感,还很热衷于亲手打造这类关系。


《三国无双6·魏书》里跟辽神的对话,其本质就是:“你所有的自由都归我控制。没有我的许可,你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死,不能擅自犯险,甚至不能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(指受伤,勿想歪)。”


看似温情的对话背后,其实是对自主权的全面剥夺,程度严重堪比蹲监。但手法很高明,辽神当场就带着感动掉坑了,一头栽进这个甜蜜的监狱而不问其他。所幸辽神心理基础好,“受害”程度就有限。


对辽神都这样,何况自动送上门的干将军了。


不过必须得说,曹操并没有共生的需求。应该双向起效的情感机制,实际是单向的。比如对关系断裂的恐惧,曹操就压根没有。他只是利用这种心态稳固将领们的忠诚。心理没问题,就是性格太恶劣……


 


言归正传。在于禁的角度,兼君主、权威、知己、亲密关系的另一方,多重角色于一身的曹操,毫无疑问是最佳共生对象。又因为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人选太少,实际也是唯一对象。


而曹操又是个喜欢通过这类关系控制属下的人。如果下一代无双保留史实剧情的话(我猜可能会史实跟架空共存),其悲剧收场恐怕跟君臣双方共同缔造的共生有很大关系。


 


四·致死的共生


樊城之战是一切的转折点。


史料记载中,导致一死一降的客观因素非常多。比如说战况不可能翻盘,死战已无意义,摆在面前只有自尽投降两条路。庞德是新人,顾虑较多,于禁相对负担少。选择投降日后还能回魏军效力……等等。个人猜想说不定还有些幕后旁支原因,这里就先不谈了。


只说光荣撷取史料编织成的樊城之战。除上述那些因素之外,我觉得心理层面上,于禁也确实不能选择死。


要知道曹操可没说战败了你就给我去死这样的话。于禁若主动选择死亡,等于脱离了对方的掌控。用死亡来剥夺掌控者对自己的支配权,从而彻底摧毁彼此的共生关系。这不是忠诚,而是最暴烈的反叛。


试问干将军有这愿望吗……失去共生,比死亡更恐怖。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十分强大,是求生本能之外的另一重动力。


也是因为共生,于禁想当然认为彼此能全然理解并信任对方。如同当年追逐青州兵时,他信任曹操的判断力,曹操也会准确解读他的行为和动机。(※此情节多次见于三国志系列的人物列传,说不定下一代无双会用,我猜不准。因为敌对方是夏侯惇的军队。)


综上,促使干将军“一死以全名节”的动力不充足。最后选择投降,也许正是这种心理与客观因素相权衡的结果。


 


光荣好像没做过于禁被俘虏后的剧情,无从得知具体情况。但这段日子肯定很煎熬。


普通道德层面,投降是“失节”。对有精神洁癖的干将军来说,压力已经很大。身在敌营也不会碰到什么好事……这些情况于禁也许多少有所预计。但他肯定没想到,君主此时竟落井下石。


“相知三十年,还不如庞德”,这话一般情况下叫赌气。居于共生关系之下时,就变得很有杀伤力。


于禁对君臣共生的重视,行为心理双方面付出的程度,都毋庸置疑。而掌控者却说:“你仍没让我满意。”对庞德的认可,更突显出作为掌控者的失望。其背后根本意义,是对共生关系的否定。


这就相当于小王子对狐狸说:“驯养你三十年,你却跟千千万万没驯养的狐狸一样,都让我失望了。我们之间的驯养还有意义吗?”


无论游戏或历史,曹老板都是时常任性乱来的主。佛魔皆在一念间……就这事说,我认为他是心存恶意,故意为之的。


这时君臣分隔两地,失去直接联系,实际上共生已经被阻断破坏。所能依赖的只有心中的信念。这种单方面宣告破裂的言论辗转飘到于禁那边,带来的打击会有多大,也不难想象。


在于禁被俘到曹操过世的这段日子,曹操甚至都没遣使交涉。不要人回来,不给澄清自辩的机会,也不愿再重构——当然可以说因为忙不过来,但总归是放任不管,听之任之了。


曹老板冷漠的态度跟言论,都出于同一种心态。只有舍弃,才是对共生者最大的鞭笞,最严重的惩罚。置之不理不闻不问,正是舍弃的具体表现。


唔,这么恶劣的小王子,害得童话都不美好了。


 


如前所说,共生关系如果破裂,不仅表示一生为之而做的献祭毫无意义,也代表自我存在的价值遭到全盘否定。随之而来的将是自我迷失,自我厌弃和人格解体。


“失节”所带来的压力已经很难承受,周遭又都是敌国将领,情感极其孤独。这种处境中,任何人都无力再去面对共生破裂带来的恶果。这不光于禁,换谁都一样。如此多的问题集中到一起,组织一个现代心理治疗团队都得长期抗战,何况三国时期没心理学门诊可挂。


不过无论三国或现代,人类本能都没变。面对致命打击时,会自动开启心理防御机制。拼凑甚至是虚构出某种较能接受的情形,说服自己去相信。除非有回避不了的反证,或做好了承受的心理建设,否则当事人明知是在自欺欺人,也绝不会舍弃这最后一点希望。


曹老板的话肯定是二手消息,这就给了侥幸心理存在的空间。或许是传话者有恶意,断章取义或误读,可能是一时气话不是真心的……各种可能。总之于禁回魏国之前,接受事实跟防御机制这两种心理一定在频繁交战。


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,曹操的态度对于禁来说确实严重到能决定生死。如果心里一点希冀都不存,全面接受君臣恩断义绝的事实,恐怕直接就死在吴国了。


 


但这种自欺最终仍不免被戳穿。


参拜高陵(此事三国志系列人物列传里每次必提)所见那幅壁画,跟曹操当初所发言论,及于禁心中的隐忧,这三者相印证,指向同一个信息——曹操确实到死都没有原谅这件事。不是旁人误读或一时气愤失控,就是当事人根本不想宽恕。


若没有亲眼看到,共生还可以在幻想中延续。但这幅壁画安置在曹操陵墓,混淆了“后人特意安排”与“死者的表态”之间的界限。其中隐含的意味尖锐而深远,确实刺得又准又狠又震撼。直接把人逼入死角,使之必须面对事实。


丕殿这做法当然不厚道,但曹老板生前确实没有表达过宽宥的意思。在魏国这个环境里,当事人不免感受到一些细节和线索。接受真相是早晚的事,或许换个方式,不这么戏剧化罢了。


与《小王子》的故事相比,这种结束方式坏得多。掌控者带着被背叛的愤怒“辞职”,共生破裂的过错全部推给受控方。并随着曹操的去世,不再有任何挽救余地。


此时于禁还没卸下“失节”所带来的道德层面压力,又要被迫面对“背叛掌控者”的沉重负罪感。再加上共生崩裂后一系列恶果,不啻一场排山倒海的毁灭性灾难。


要知道现代社会仍有无数年轻人面对人格解体,自我迷失,存在价值崩溃时,都会被逼到嗑药,自残,自我毁灭。何况一个没什么排解途径可选的憔悴老人。难道指望他用剩余不多的时间,重新建立一套健全的心理机制来自我拯救吗?怎么可能。那绝对是神不是人。


于是,其看似不可思议的病逝,也将是必然的结局了。


 


最后的最后,小王子所驯养的狐狸被弃之于生命的荒野。过去的荣光与回忆挽救不了心灵的陨落,死亡反而成为值得期待的解脱——那应该是非常绝望的一件事。


但没有办法。谁让他是他的狐狸呢。


 


以上。本来说是根据游戏推测角色,但因为游戏所给的相关剧情比较少,很多地方还是得参考史料。不过差不多啦,反正光荣也是撷取史料组织剧情的。


以及,共生关系分析起来好像很病态,其实它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。日本的情况比我国更严重,光荣将之应用于角色塑造上,也很正常。


重点是,游戏角色≠真实历史人物,并且我真的不是黑!!o(>﹏<)o虽然极不靠谱地借解读游戏来复习了一遍当初学过的东西,但我真的是无双粉啊!我真的超爱曹老板的一定要信我!以及越写越觉得被驯养的干将军很性感啊!




五·看不看都行的注释篇


共生关系是联系自体心理学,人格发展,非正常心理学,心理动力,认知……等一系列理论而形成的一个庞杂概念。我这种水平一两句话概括不来,只能举几个有助理解的例子。


最典型的是父母与子女。特别在婴儿时期,混沌无知的孩子默认父母(主要是母亲)与自己是共同体,父母也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人格思想精神等等,投射到孩子身上。之后孩子独立人格逐渐形成,不再接受这种强加时,双方的精神开始相互绞杀。到青少年时,就进入了关键期。此时孩子的反抗达到顶点,若父母已坠入病态共生不能自拔,将会感到无比受伤,并采取种种手段来遏制反叛。其结果若非孩子的自我被全面抹杀,就是共生关系与情感一起断裂。最糟糕的情况,一方或者双方只得选择死亡来彻底粉碎这层关系。


理想情况是,父母能意识到共生的不健康,并加之合理引导。在保留感情联系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,将共生解体,转化为浓厚的亲情。


但这在现实中并不多见,沉浸在病态共生中的人们很少清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,更遑论采取有效措施。现代社会有很多病态共生发展到极致,以至产生各种悲剧的例子。


关于共生关系,美国心理学家南希·弗莱迪所著《母亲/我自己》一书很有代表性。国内心理学家武志红也曾结合中国文化,浅入深地探讨过相关问题。


成年后,共生关系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。小到家庭或情侣,大到国家,不大不小比如公司企业,都在追求着团结无间和高度忠诚。这可以视作共生关系的一种延伸。(具体参看注释二)


只不过追求归追求,由于缺乏情感基础,除家庭或情侣关系之外,其他关系里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共生。如果每个成员都拥有完整稳固的自我同一性,那就更不可能了。即便真有,其程度也会有控制。不会发展到“背叛者去死”那么极端。(具体例子参看注释三)


 


注释二:从周王朝开始的宗法礼教,使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地位,安心成为群体的一份子。而这个群体,大到一个国,小到一户普通人家,对其成员的忠诚度都有着高度要求。对于背叛了团体的人,社会整体倾向是人人得而诛之,比如不孝,比如叛国。当然究竟什么行为才算不孝或者叛国,其定义随着时代更迭而有所变化,但核心始终没变。可以说,群体和共生是相辅相成的两面,贯穿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。


 


注释三:同样是情侣共生,自我同一性有缺陷的人在面对分手时,无论对方出于什么理由,都会视之为背叛,并产生严重的仇恨,甚至可能以杀死对方来施加惩罚。但自我同一性成熟稳定的人,虽然也会非常痛苦,却会采用更理性的方式来处理,也不会产生“盼望对方死”这种程度的仇恨。


当然这只是理论。实际当一对情侣能营造出共生关系时,至少其中一方的自我同一性一定是出了点问题,可能是由于感情的催化而遭到破坏或倒退。


 


注释四:这种心理反应,掌控者和受控者体验角度略有不同。只有被受控方依附时,掌控者才能感受到自我被肯定,因此他们也很害怕失去这层关系。受控者一旦流露向往自由的苗头,掌控者就会感到被伤害,继而愤怒,痛苦,不顾一切扑灭自由火苗,一再加固自己的控制力。


一旦掌控者表达出不满,病态的受控者会归咎于自身。无论实际上谁对谁错,受控者都会有负罪感,随之作出种种赎罪的举动。掌控者的怒火越强,受控者在赎罪上付出的就越多。


但无论掌控者或受控者,其背后的动因都是:“如果我不这样做,你就会离开。而我不能失去你。”


这就是共生的可怕之处。“失去你”的恐惧,压倒了理性,自尊,逻辑,是非观……等等一切。为躲避这种恐惧,沉浸在病态共生中的人们愿意付出包括生命在内一切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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